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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备伐吴的历史原因分析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1:38:22 阅读: 来源:发泡水泥保温板厂家

刘备伐吴

刘备伐吴,历来被认为是替关羽复仇、将兄弟情义置于国家大事之上的轻率行为。其实刘备此举,既非激于义愤,也非一意孤行,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,从当时形势来看,更可说是必然之事。

刘备正式起兵东征,是在他正式即皇帝位的章武元年(221)七月,而关羽失荆州是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(219)十月,为东吴所害是当年十二月,也就是说,刘备伐吴之时距关羽被害已是一年半有馀。刘备若在关羽死时即刻出兵,尚可说是激于兄弟情谊,但迟至一年半后方才出兵,则将此番出征单纯视作为弟复仇明显显得牵强。若从这一年半左右时间里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,以及当时三方形势来看,刘备伐吴委实是另有根缘。

从关羽失荆州至刘备东征这段时间里,当时中国大地可说是风云迭起,魏蜀吴三方都不太平。蜀汉这边大将关羽遇难,荆州丢失,自是损失重大。而孙吴一方在取得空前胜利之后不久,大将吕蒙即因病去世,吴主孙权因怕刘备报复,一面向刘备请和,一面又对曹操称臣。曹魏那面,建安二十五年(220)年初曹操因病去世,其子曹丕继承魏王之位,后又胁迫汉献帝于是年十月禅位,东汉政权正式结束。曹丕称帝的消息传到蜀中,次年刘备也称帝,至是年七月,正式率兵东下。

在曹操去世,汉献帝被曹丕所废,曹丕称帝,蜀汉也随之建国的情况下,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,魏、蜀、吴三方之间又展开了新的争夺。以前曹魏尚可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,此时这一政治优势不复存在,而蜀汉一方倒自谓是继承炎汉正统,可以名正言顺地“兴复汉室”。东征伐吴实是雄才大略的刘备争夺天下的重要举措,在为弟报仇的旗号下掩盖的是他争夺天下的雄心。另外,他在章武二年(222)兵败夷陵后,并未径回成都,而是留驻白帝,并改白帝城所属的鱼复县为永安,明显是欲以永安为驻跸之地,准备有机会再由此挥兵东下。再者,当秋九月,魏国三路伐吴,刘备闻听此讯后,也移书陆逊云欲东征。凡此均可见其希冀卷土重来的雄心。

那么,刘备又为何不先伐曹魏呢?实则曹魏一方,虽旧主(曹操)故去,但猛将犹存,曹仁、张辽、徐晃、张郃等都是身经百战、足可独挡一面的大将,况且曹魏势大,三分天下有其二,讨伐曹魏一时难成。另外正如诸葛亮《隆中对》中所言,讨伐曹魏须两路夹击,而在荆州已失的情况下,南北两路同时出兵的条件显然并不具备。若要先伐强魏,则势必要和东吴讲和或结盟,这等于是让东吴造成永久占有荆州的事实,一世枭雄刘备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?反观东吴这方,在赤壁之战以后,虽最终得了荆州,然周瑜、程普、鲁肃、吕蒙等大将相继谢世,给人以国中无人的感觉。对刘备来说,伐吴实较征魏更有把握。伐吴固然是担风险,但比之在这之前刘备以孤军深入蜀境,取得全胜,那风险要小得多。刘备自赤壁之战以后,军事上一直较为顺遂,从刘璋手中取得益州不说,还虎口拔牙,硬是从夙敌曹操手中夺得汉中,这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胜利。刘备未尝不想借平定巴蜀、汉中的馀威,打着为弟报仇的旗号,名正言顺地出兵伐吴,重夺荆州,进而为接下来的进兵中原做准备。另外,曹魏虽然难以攻取,但在当时新旧交替、内部还须重新磨合稳定的情况下,暂时还不会在自己伐吴的时候从背后袭夺汉中,自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,能够在前方放手一搏。事实也正是如此,在刘备伐吴将近一年的时间里,曹魏一方虽接受了东吴的请和称臣,但一直未出兵助吴,这固是坐山观虎斗,欲得渔翁之利,但也说明刘备兴兵之初对曹魏一方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。在当时三方重新争夺天下的新形势下,伐吴在政治上师出有名,军事上胜算较大,故刘备经过一番战略选择后,将伐吴作为自己重新争夺天下历程的起点。

刘备东征,不是他独断专行,而是既定政策的执行,若从荆州的地理位置,从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来看,更可说是箭在弦上,不得不发。

一般人认为刘备伐吴违背了诸葛亮以前对他所言的“隆中对”,实则恰恰相反,伐吴正是依据隆中对策而行。“隆中对”的核心思想确是联吴抗曹,但联吴抗曹也有一个前提,那就是刘备先要能够“跨有荆、益”,即占领荆州和益州:“若跨有荆、益,保其岩阻,西和诸戎,南抚夷越,外结好孙权,内修政理;天下有变,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,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。”(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;以下引文凡出于《三国志》者,不再注)诸葛亮为刘备谋划的蓝图,是先取得荆州,再占有巴蜀,有了这广大地域为根基,然后东连孙权,在天下有变、时机到来时,从秦川、宛洛两路出兵,北定中原,兴复汉室。现在荆州为东吴所占,从荆州出兵的条件已经失去,为了将来在时机到来时能按原计划行事,为了“隆中大计”能够成功,那就必须再设法重夺荆州,否则别无良策。

刘备君臣欲得荆州,同时孙吴集团也必争荆州。诸葛亮与刘备有“隆中对”,东吴一方也早认识到荆州的重要性,周瑜就曾对孙权言欲在取得巴蜀、汉中后,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(曹)操,北方可图也”(《周瑜传》)。周瑜的这一军事计划,简直与诸葛亮的“隆中对”如出一辙,孙权也同意了周瑜的这一计划,周瑜临逝前在给孙权的上疏中还重言要“规定巴蜀,次取襄阳”(《鲁肃传》注引《江表传》)。除了周瑜,东吴一方其他人也多认识到荆州的重要性。鲁肃尝为孙权陈以时势利害:“为将军计,惟有鼎足江东,以观天下之衅。……剿除黄祖,进伐刘表,竟长江所极,据而有之,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,此高帝之业也。”荆州当时为刘表和其部将黄祖所有,鲁肃所言,也欲完全占据荆州,取得战略优势。刘表去世时,鲁肃向孙权献计,再次言及荆州的重要性:“夫荆楚与国邻接,水流顺北,外带江汉,内阻山陵,有金城之固,沃野万里,士民殷富,若据而有之,此帝王之资也。”(《鲁肃传》)为孙权计,荆州为必得之地。甘宁归东吴,在向孙权陈计时,也明确提出要先占荆州:“南荆之地,山陵形便,江川流通,诚是国之西势也……一破祖军,鼓行而西,西据楚关,大势弥广,即可渐规巴蜀。”(《甘宁传》)“英雄所见略同”,甘宁给孙权定的先得荆州、后规巴蜀的计策,与周瑜的“规定巴蜀,次取襄阳”不谋而合,与诸葛亮向刘备献的“隆中对”异曲同工。夺取荆州是东吴君臣的共识,也被东吴作为既定的国策一直在推行。

孙、刘两家皆视荆州为必争之地,刘备在赤壁之战以后,乘机占领了荆州的武陵、长沙、桂阳、零陵四郡。刘表长子刘琦逝后,刘备又代为荆州牧。后又趁着与东吴联姻诣京见权的机会,求借荆州之地,孙权听从鲁肃之言,竟也答应了。东吴方面在周瑜取得南郡后,乘势向刘备提出欲借道荆州以伐蜀,刘备以自己与益州牧刘璋有同宗之谊,不许,还派关羽、张飞等屯据要害,不让东吴兵过,孙权不得已将人召还。后刘备却自己率人入蜀攻刘璋,孙权闻知后愤言:“猾虏乃敢挟诈!”(《鲁肃传》)刘备于建安十九年(214)定蜀地,次年“权以备已得益州,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。备不许,曰:‘吾方图凉州,凉州定,乃尽以荆州与吴耳。’权曰:‘此假而不反,而欲以虚辞引岁。’遂置南三郡长吏,关羽尽逐之。”孙权大怒,乃遣吕蒙率兵分取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,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,孙权亲自驻兵陆口,节度诸军(《吴主传》)。此时刘备在蜀中闻听孙权使人袭夺长沙、零陵、贵阳三郡,也自“引兵五万下公安,令关羽入益阳”(《先主传》)。东吴吕蒙在得了长沙等三郡后,也与鲁肃合兵并进,拒关羽于益阳,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,幸亏此时曹操率兵入汉中,刘备惧蜀中有失,才与东吴讲和,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,两家还在为荆州而明争暗斗,最后东吴趁关羽攻襄阳时袭夺荆州成功。

荆州一地对东吴与西蜀而言均可谓是必争之地,刘备在荆州被夺、二弟被杀后,要率兵收复荆州,可说也是必然之举。若再从蜀汉集团内部的人员构成、从荆州士众的人心所向来看,则东征伐吴不仅不可避免,更是刻不容缓。

刘备在未遇诸葛亮、未得荆州以前,可说是居无定所,兵微将寡。至投刘表之时,刘表“以上宾礼待之,益其兵,使屯新野。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”,刘备后期的军事势力,主要也就是在荆州发展起来的,其手下士卒多为荆州本地人,即使经过当阳惨败,得奔夏口时,“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,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”(《诸葛亮传》),这两万之众就是刘备后期军队的基干。

赤壁之战以后,刘备又得了江南四郡,并代领荆州牧,刘琦的人众自然归到刘备麾下,至建安十六年(211)刘备率军入蜀,“先主留诸葛亮、关羽等据荆州,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”(《先主传》),此时刘备已可率领数万人马入川,其士兵的来源毫无疑问主要就是荆州一地。建安十九年(214),诸葛亮与张飞、赵云又将兵入蜀。可以说,刘备在蜀中的兵力,相当大一部分是荆州人,而非四川本地人。在荆州为东吴占据的情况下,荆州士众无疑想早日收复失地,回归故土。刘备在决定是否东征时,实不能不考虑麾下将士的意愿。不仅跟随刘备入川的士卒绝大部分为荆州人,就是刘备晚年提拔任用的文臣武将中,荆州人士也占了绝大多数,如董和、董允父子,南郡枝江人;刘巴,零陵烝阳人;马良、马谡兄弟,襄阳宜城人;李严,南阳人;蒋琬,零陵人;杨仪,襄阳人;向朗、向宠叔侄,襄阳宜城人……就连诸葛亮本人也是荆州人,“亮家于南阳之邓县,在襄阳城西二十里,号曰隆中”(《诸葛亮传》裴松之注引《汉晋春秋》)。这些荆楚人士的内心深处,实都希望重夺荆州。伐吴复荆,是刘备集团内部的人心所向,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。

推迟伐吴,故可准备得充分一些,增加胜算。但应看到,自己在准备,对方也在准备,在自己准备充分的同时,攻取的难度也在增大,与其等对方站稳脚根后自己再去被动进攻,还不如等对方立足未稳时便主动出击。而且准备等待的时间一长,对己方的士气、人心也有打击。吕蒙在袭夺南郡得手后,就成功地使用了心理战,让关羽手下将士纷纷逃亡:“羽还,在道路,数使人与蒙相闻,蒙辄厚遇其使,周游城中,家家致问,或手书示信。羽人还,私相参讯,咸知家门无恙,见待过于平时,故羽吏士无斗心。会权寻至,羽知孤穷,乃走麦城,西至漳乡,众皆委羽而降。”(《吕蒙传》)关羽最后走麦城之时,差不多成了孤家寡人,“兵皆解散,尚十馀骑”(《吴主传》)。吕蒙所为主要针对下层,陆逊则主要着眼上层,提出要对荆州士人招延提拔,孙权也敬纳其言。陆逊的这一举措,不仅对于尚留在荆州本土的士庶,就是对于已身在蜀中的荆州人众来说,也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。刘备不能不担心伐吴时间越往后移,自己手下的荆州士众越是军心不稳,甚至会不战自散,重蹈关羽走麦城时“兵皆解散”的覆辙。刘备深知自己正是负载着荆楚士众收复失地、回归故土的热望兴师东征,拖延时日,只会衰耗士气。

论及刘备伐吴,又不能不提诸葛亮对伐吴的态度。史书上未见诸葛亮对伐吴的明确意见,仅见其在刘备伐吴失败后慨叹:“法(正)孝直若在,则能制主上,令不东行;就复东行,必不倾危矣。”(《法正传》)一般论者多注重于此语的前半句话,即法正若还健在,就能说服刘备,让他不要东征,这确乎是诸葛亮不赞成伐吴,但往往忽略了后半句话:“就复东行,必不倾危矣。”也就是说,若是能有像法正这样的人在身边出谋划策,随时辅佐,刘备就是东征,也不致完全失败,还是有成功可能的。把这两句话合起来看,则刘备东征之时,诸葛亮并非坚决反对(如果诸葛亮当时对伐吴持明确的反对意见,史书上怕也不会不提)。重夺荆州,不仅符合诸葛亮与一般荆州人士相同的收复故土的愿望,更与他“隆中对”中提出的以荆益为根本的主张不谋而合,诸葛亮所反对、担忧的,与其说是讨伐东吴的战略问题,不如说是重夺荆州的时机与战术问题。

一般论者多认为诸葛亮本人未随刘备东征,即是以自身行动表明了自己对伐吴的否定态度。其实从刘备生前与诸葛亮的关系,从君臣二人的分工来看,刘备伐吴而诸葛亮居蜀,不是诸葛亮对伐吴不赞成,而正是以前君臣二人分工的自然沿续。

刘备在未遇诸葛亮以前,已经经过了大半生的争斗,凭一己之力,赢得了曹操“今天下英雄,惟使君与操耳”的赞许(《刘备传》);就是在得诸葛亮之后,也多是自己身任前方统帅之责,而留诸葛亮镇守后方。诸葛亮出山后为刘备所做的一主要工作就是联吴抗曹,使刘备在新败之后能转危为安,并有了新的立足之地。赤壁之战以后,“先主遂收江南,以亮为军师中郎将,使督零陵、桂阳、长沙三郡,调拨其赋税,以充军实”(《诸葛亮传》)。此时诸葛亮所做的是调拨赋税、充实军需这样的后勤保障工作。正因有诸葛亮处理好内政外交,才让刘备这位一世之雄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在前方打仗。刘备战赤壁、平蜀地、定汉中,连战皆捷,诸葛亮功不可没。

建安十六年(211),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刘备入蜀使击张鲁,刘备率庞统、黄忠入蜀,而留诸葛亮与关羽、张飞、赵云镇守荆州。刘备在蜀中反客为主,先后攻取了涪州、绵竹等地,又让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率军入川接应,平定蜀中后,“先主外出,亮常镇守成都,足食足兵”(同上)。从这些记载来看,诸葛亮在刘备手下,是起萧何而非韩信的作用,是留守后方,而非身临前线。特别是建安二十三年(218),刘备率诸将进兵汉中,诸葛亮也未随军前往,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,法正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,还在诸葛亮之上。可惜法正在助刘备平定汉中后不久即去世,故诸葛亮在东征失败后有“法(正)孝直若在,则能制主上,令不东行;就复东行,必不倾危矣”的叹息。

从这些史实均可看出,刘备伐吴之时未带诸葛亮在身边,并非是君臣二人意见相左,而是既定政策的执行。刘备伐吴兵败后,留驻白帝,“冬十月,诏丞相亮营南北郊于成都”(《先主传》),仍然是让诸葛亮负责经营后方,只是到了次年春刘备病笃,才诏诸葛亮从成都前来,托孤于诸葛亮,并嘱以后事。可说直至此时,诸葛亮才真正地由幕后走上前台,担当起辅佐后主、兴复汉室的重任。

东征伐吴,重夺荆州,从当时历史形势来看,对蜀汉君臣来说是势在必行,不得不为(当然在时机的选择、战术的运用上,还需要权衡与斟酌)。通过对刘备伐吴原因的辨析,也可深化对当时史实,对魏、蜀、吴三方,对各位历史人物的认识。

作者:韩国高丽大学中语中文学科姚大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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